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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家为何消失得这么彻底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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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 发布于:2023-08-15 15:01
一、
春秋战国时期,礼崩乐坏,诸子百家并起。

墨子是宋国贵族后裔,年轻时拜在儒家门下学习礼乐之术,但是越学越觉得不对劲——
孔门儒学的终极目标是复古,用周礼治天下,而周礼的核心逻辑是“礼不下庶人,刑不上大夫”,即用可违反的道德来教化贵族,达到 “亲亲相隐,维护贵族利益” 的目的,用不可违反的刑法来实控人民,造成恐怖的阶级专政。

墨子认为,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,那些没日没夜奔走四方的人民群众,是和贵族一样的人,他们应该有自己的权利。

于是墨子开始觉得“孔学名高实秕糠。”
墨子一怒之下离开儒家,根据儒家的主张,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一套理论。

儒家要求仁爱从自身发起,逐渐向外扩散到亲人、宗族、朋友、世人,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,但是必然造成一个又一个小团体,为了自己的仁爱而攻击兼并其他团体。

墨子便号召兼爱,“兼爱天下之博大也,譬之日月兼照天下无有私也”,全天下的人不分血统、国籍、职业、社会地位,都要互相爱护彼此,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,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。

墨子用兼爱的理论,强行抹平了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,在底层提倡 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,在整体上提倡“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。”

儒家要求弟子行仁义,但是这种道德层面的仁义是脱离现实的,对弟子的素质要求非常高,没有圣人资质是做不到的。

于是墨子号召“义利并举”,兼爱即兼利,我爱你就给你利益,你得到我的利益便要爱我,同时也给我利益,最终达到“天下皆得其利”的目的。

这就给兼爱的上层建筑,构建了现实利益的经济基础,让兼爱有了可操作性,这就是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”

有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,墨子便顺理成章的提出“尚贤 ”的概念,即“选天下之贤可者,立以为天子”,要求全天下的人选择贤良圣明的人立为天子,次一等的人立为三公,再次一等的人立为诸侯,共同治理天下。

通过“尚贤”的概念,墨子便打破天子世袭、官僚享受子宫福利的世卿世禄制 ,把选举权交给人民群众。

他相信人民群众里会出人才,六亿神州尽舜尧 。

做为尚贤的补充,墨子还提倡尚同 。

一旦选举结束,那么自天子以下的人都要服从天子的命令,“上之所是,必皆是之,所非必皆非之”,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,思想上和天子保持一致,枪杆子也要听指挥。

而在内部,“尚同”的具体表现是同吃同住同劳动,人人不分贵贱,天子和庶民领一样的工资,防止阶级固化,子宫福利卷土重来。

这是墨子的绝对公平主义。

有了以上的理论基础,墨子亲手打造的墨家,形成了战斗力极强的组织,《淮南子》记载——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,皆可使赴火蹈刃,死不旋踵。

而为了反驳儒家“畏天命”的说法,墨子主张“非命”——

人的命运并不是天生的,生在什么样的国家,什么样的家庭,都不是你自暴自弃的借口,只要你愿意努力奋斗,贫富贵贱都是可以改变的。

这是激发墨家弟子的主观能动性,鼓励他们人定胜天。

有思想信仰,有利益分配,有阶级流通,有公平正义,墨家毫无疑问是同时代最具有活力的组织,也战斗力最强的。

所以春秋战国时期,墨子开创的墨家吸引了数不清的底层贫苦人民,迅速发展壮大,《韩非子 》里说“世之显学儒墨也”,《吕氏春秋 》记载“墨子从属弥众,弟子弥丰,充满天下。”

因为在春秋战国的乱世,底层贫苦人民在墨家看到生存的希望,看到改变世界的希望。

二、
相对而言,儒家理论偏向于提供稳定的等级秩序,有利于上层统治阶级,墨家倾向于团结下层,更质朴简洁,有利于下层被统治阶级。

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,墨家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信徒遍布天下,当历史的进程走到秦汉帝国,墨家逐渐消散于世间。

首先是统治阶级不喜欢墨家。

墨家要求人民群众选举天子,但自从夏商周 以来,天子都是标榜受命于天的,一旦接受了墨家的理论,那就打破了天子的神性和合法性。

而且天子的祖先披荆斩棘才打下这份家业,凭什么要让给其他不相干的人?对于天子家族来说,这完全不符合血酬定律 。

无边的享乐,数百年的富贵,谁又能割舍的下呢?

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,天子必须将墨家彻底抹杀。

墨家要求按个人的才能选拔官员,那么官员的命运和天子一样,不能传承,不能世袭,荣禄止于己身。毕竟第一代官员是有才能的,但谁能保证他们的后代也有才能,还能被选拔出来?

尚贤确实是好事,但对于官员来说,哪有“荫庇”对自己有利?

一旦可以荫庇,只要自己做了官,便可以让后代免试做官,这就成了变相的世卿世禄制,多么美妙的事?

统治阶级最痛恨的是尚同。

天子和官员之所以能对人民群众生杀予夺,根本原因不是他们的能力配得上那份权力,而是明确的等级制度维护了他们的权力。就像资本家最大的财富不是存款,而是数量庞大的穷人一样。

有了泾渭分明的阶级,下层才需要讨好上层,穷人才需要巴结资本家,于是统治阶级和资本家便有了权力。

而墨家的尚同要求不分阶级,同吃同住同劳动,不管付出多少都领一样的工资,这就剥夺了统治阶级奴役被统治阶级的基础。

没有阶级了,他们的权力如何体现?没有下层人民群众了,官老爷的地位如何彰显?

再进一步来看,墨家的一整套理论,都在否定等级剥削、兼并战争的所谓合理性,如果人民群众都信了墨家,那剥削和兼并还怎么继续?

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,天子和官员便要排挤墨家,甚至在史书里隐去墨家改写历史,异口同声的选择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儒家。

于是君权神授万世不易的天子出现了。

于是亲亲相
成为了官员的美德。

于是穷人活该受穷,富人天生富的天命观冒头了。

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,儒家虽然缔造了超稳定的社会,让中国在内忧外患之际都不会分崩离析,但是反过来看,这种以等级制为核心的超稳定社会,其实和印度的种姓制有异曲同工的地方。

唯一的区别是,印度种姓制是绝对静态的,中国儒家的等级制是缓慢流动的。

其次是人民群众抛弃了墨家。

墨家是偏向下层的学术组织,但对弟子的要求非常高,一旦加入墨家,便要毫不利己,专门利人,勤俭节约,不能享受生活,总而言之,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过苦行僧的生活。

如果不是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,做一名合格的墨家弟子确实有难度。

所以墨家在春秋战国的乱世“弟子弥丰充满天下”,到了秦汉帝国的治世,便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共同选择下,迅速没落直至一蹶不振。

随着墨家消亡,墨家的几何学、光学、力学等知识,也一起消散,让中国失去另一种可能。

三、
墨家消亡于正史,但墨家从未离开中国。

随着墨家被秦汉统治阶级打压排挤,战国流传下来的侠客风气却越来越浓烈,到了东汉末年,甚至有赞美杀人复仇的潜规则。比如曹魏大将夏侯惇,读书时有人羞辱他的老师,夏侯惇一怒之下杀人,结果“以烈气闻”,人们当作是一种美德。

战斗力极强的墨家被打压排挤,民间侠客风气便盛行起来,世上有这么巧合的事吗?

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

归根到底,墨家在统治阶级那里没有存在的价值,便继续向民间下沉,墨家的思想化入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,墨家的实体进入绿林。

于是在治世的时候,那些被等级制度压迫的人们呼啸山林,拥立一个大当家的,大碗喝酒,大口吃肉,大秤分金银。

一旦遇到乱世,绿林好汉们便冲向城镇,喊着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、“有田同耕、有衣同穿、有钱同使”,推翻旧世界,建立新世界。

这些口号背后就是兼爱、尚同、尚贤等墨家价值观。

治世倡儒,乱世行墨。

于是中国两千多年来,儒家成为了上层统治阶级的治世法宝,墨家则始终是底层人民群众的乱世生存指南。

四、
时间进入晚清,中国遭受欧美列强的侵略,面临比以往任何乱世都复杂的局面,浙江经学大师孙诒让校注《墨子》,写成《墨子间诂》一书,不仅把墨子从故纸堆里翻出来,还将墨子研究推上新高度。

此后数十年,历代谋求救国的豪杰,都从墨子的思想中寻找智慧。

湖南谭嗣同是晚清名士,非常推崇墨家“摩顶放踵,利天下为之”的风格,认为取法墨家,人人有牺牲精神才能救中国。后来戊戌变法失败,谭嗣同本可以逃生,但他自愿走向菜市口。

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牺牲开始,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,请自嗣同始。

这是对墨家牺牲己身利天下的实践。

谭嗣同的学生杨昌济也深受墨家的熏陶,百分百认可墨家的兼爱、勤奋、节用等价值观,并且身体力行的实践。

杨昌济在湖南一师教书,遇到弱冠年纪的教员,不止一次的告诫他要“看墨子。”

可以说,墨家在近代湖南的基础非常深厚。

有这样的师承,教员在青年时期便向墨家靠近,有了浓重的墨家弟子风格。

他在笔记本上写道:

“懒惰为万恶之渊薮。人而懒惰,业既废矣,无以为生,而杀身亡家乃随之。国而懒惰,始则不进,继则退步,继则衰弱,终则灭亡,可畏哉。”

“唯安贫者能成事。故曰咬得菜根,百事可做。”

这是教员“摩顶放踵,利天下为之”的起点。

到北京参加工作,他又遇到认为“墨家之价值固不减于孔孟”的李大钊,以及提出“墨家国粹优于儒家孔子”的陈独秀。

从读书到工作,各路名师前辈都在向他推荐墨子,更加强化了墨子对他的影响。

我觉得,教员是先接受了墨子的一系列理论,然后顺理成章的接受了马列主义,因为这两个分别出现在古代中国、近代欧洲的理论,虽然叙述风格不一样,但宣扬的价值观是差不多的。

于是在参加革命以后,马列主义和墨家理论合二为一,教员中西合璧,集两家之所长——

打造出“赴火蹈刃、死不旋踵”的党员队伍和革命战士,从井冈山到抗美援朝,从江西苏区到新疆西藏。

打造出“尚同”的组织,中央发出的决议,军队和地方都能不折不扣的执行。

打造出“义利并举”的经济模式,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完成耕者有其田的目标,给救中国的革命宏大叙事,搭建起经济基础的底座。

建国后号召大公无私,希望每个人都能与其他人和睦共处,这是兼爱。兴办教育,然后在人民群众中选拔人才,这是尚贤。鼓励全国人民战天斗地,人的努力一定能胜过天意,这是非命。

墨家的日常劳动一度被儒家贬斥为“贱人之所为”,但教员将劳动提到相当的高度,鼓励全国人民积极参与劳动,和墨家弟子一样以苦行僧的方式锤炼自己。

而那些旧社会留下来的儒家知识分子,也被他下放到农村,希望他们和墨家弟子一样“度身而衣、量腹而食”,最终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新中国是马列主义的外衣、墨家的骨血,近代革命可以看做时隔两千多年,墨家向儒家的复仇。

而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,教员也通过自己的努力,成为了新的墨家巨子。

自甘艰苦以身作则,一个近似圣人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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